十五大队的装备，不是长枪大炮，而是160多副扁担挑子，黄(huang)金(jin)、银元、纸币，还有笨重的石印机、油墨、纸张，这是整个苏维埃共(gong)和国的 “全部家当”。有14人国家银行干部在十五大队，包括毛泽民（当时他还有个身份是“总没收征(zheng)发委员(yuan)会(hui)”副主任，主任由红军总供给部长林伯渠兼任）、曹菊如（上一期(qi)提到过(guo)）、以及毛泽民当时的妻子钱希钧、红军“总没收征(zheng)发委员(yuan)会(hui)”委员(yuan)莫钧涛(tao)等，运输(shu)员(yuan)200多人，警卫连116名，由当时的中央(yang)政府总务厅长袁(yuan)福清任队长，毛泽民任政委，曹菊如任党支(zhi)部书记(ji)。

所以这支(zhi)部队被形(xing)象地称为——“扁担银行”。

长征(zheng)初期(qi)，最(zui)惨烈的一战是湘江战役。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湘江一战，红军从8.6万多人锐减(jian)到3万多人，红军兵力损(sun)失(shi)过(guo)半，形(xing)势(shi)万分危急。另外，在北上往湘西的路(lu)上布满了40万敌军。40万对3万，优势(shi)显然在老蒋(jiang)。因此，还要不要去湘西，成为摆在红军领导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。

12月12日，中央(yang)军委领导同志(zhi)在湖南通道县境内召开(kai)了紧急会(hui)议。李德(de)、博古这些(xie)“左”倾领导者仍(reng)然坚持要与红二、六军团会(hui)合。教员(yuan)从实际出发，提出红军必须西进贵州，到敌人力量薄弱(ruo)的地方去，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。周恩来、张闻(wen)天(tian)、王稼祥等多数同志(zhi)赞成和支(zhi)持教员(yuan)的主张。当晚7点半，中革军委向各军团、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“万万火急”电(dian)令，规定：“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”。

12月13日，中央(yang)红军在通道县境内分两路(lu)转兵西进。这次会(hui)议也被称为“通道转兵”。

但是到底要到贵州哪(na)里，大家也不清楚。所以12月18日，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(kai)会(hui)议，教员(yuan)坚决主张，改向黔北进军，在以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。教员(yuan)还说，如有可能，还可以入川，会(hui)合红四(si)方面军，在川陕协同作战。最(zui)终，与会(hui)多数同志(zhi)接受了教员(yuan)的主张。

到了12月31日，军委纵队（湘江战役后，红星红章两支(zhi)纵队已经合编为军委纵队）抵达乌江边上的瓮安县猴场(chang)镇，准备强渡乌江。但“左”倾领导人依然固执(zhi)己见(jian)，并(bing)不真正赞成黎平会(hui)议决定，试图再度回兵东进与红二、六军团在湘西会(hui)合。所以又在当地召开(kai)了政治局会(hui)议，这也是党史上唯一一次跨年的政治局会(hui)议。经过(guo)激烈争论，会(hui)议通过(guo)了《中央(yang)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》，重申黎平会(hui)议决定，再次肯定教员(yuan)的主张，决定立刻强渡乌江，占领遵义。

1月7日，红军攻占遵义。

由于之前黎平会(hui)议决定要在遵义建立根据地，所以当时苏维埃国家银行就在遵义发行了纸币，也叫红军票。国家银行设在贵州军阀犹国才的公(gong)馆里，楼上楼下几十间房(fang)，使(shi)国家银行有了宽敞的业务室和库(ku)房(fang)。但是当地群众之前对苏区货币没有一点认(ren)知，只熟悉大洋、银元。那很多听众不禁要问，遵义老百姓凭啥就能接受这些(xie)苏区纸币呢？

关键(jian)是背后的担保。当时苏币以布匹、银元及食盐为保证。

遵义当时食盐紧缺，且均被官僚、军阀、地主和奸商垄断，价格很贵，让很多贫苦百姓吃不起盐，患粗脖子病的现象特别普遍。红军抵达遵义后，随即(ji)截获并(bing)没收了当时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经营的价值(zhi)几十万元的盐行，以及价值(zhi)5万元的香烟（因为当时贵州人喜(xi)欢(huan)抽烟、抽鸦片，贵州兵更是以“双枪”出名）。除留盐及香烟一部分在遵义、桐(tong)梓两城发给贫民外，其余(yu)在市场(chang)出售。

苏维埃国家银行就跟老百姓说，可以用红军票买低价的食盐。资(zi)料记(ji)载：“每红军钞洋1元可买盐7斤，可买白金(jin)龙香烟4罐，价值(zhi)远贱于平昔。”1斤盐在当地市场(chang)的价格为1块银元，而1元苏币可以买盐7斤，这使(shi)得“红军票”顺利流通且信用很高(gao)，甚至人人争着要。所以红军就可以顺利地用红军票去采购物资(zi)。

同时，红军还对商人实行保护(hu)政策，支(zhi)持他们(men)发展(zhan)贸(mao)易、活跃市场(chang)。当时毛泽民还专门到当地知名人士刘(liu)伯庄家里拜访，向他讲述中国共(gong)产(chan)党的方针政策，请他出面做做工作，保证红军能按市价支(zhi)付钱币买到东西。在刘(liu)伯庄等人的动员(yuan)与帮助下，商店纷纷开(kai)门营业。

另外，红军允许(xu)老百姓拿着红军票到苏维埃银行换取银元。当时在遵义新城商业中心设立了6个兑换点，又在遵义周边驻有红军部队的桐(tong)梓、绥阳(yang)、鸭(ya)溪、团溪、龙溪、余(yu)庆、湄潭等地设立了19个兑换点。就是方便老百姓能随时把红军票兑换成影(ying)院，从而提高(gao)红军票的信誉。

由于国家银行有充足的现金(jin)和物资(zi)保证，发行的苏维埃钞票完全可以兑现，遵义城及附近驻有红军部队的城镇的群众和商家都乐于接纳(na)、使(shi)用苏维埃钞票。

遵义是长征(zheng)途中苏维埃国家银行唯一发行纸币的地方。据曹菊如后来回忆，银行工作人员(yuan)除参加没收征(zheng)发、保管分配工作外,10天(tian)里的主要任务是纸币的发行与回笼。

钱希均在回忆录《忆泽民同志(zhi)两次过(guo)遵义》中记(ji)载：“本(ben)来，从江西出来时有个规定，沿途不准使(shi)用苏区纸币。但到遵义后，情况起了变化，准备在此建立根据地。因此，国家银行发行了苏区纸币，面值(zhi)与光洋相等。为提高(gao)苏区纸币信誉，我们(men)卖食盐专收苏区纸币。”

1935年1月15至17日，遵义会(hui)议召开(kai)。会(hui)议还重新制定了红军的任务和战略方针，决定红军渡过(guo)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。

为使(shi)群众利益在红军离开(kai)后不受损(sun)失(shi)，在撤离前夕(xi)，国家银行开(kai)展(zhan)了紧急货币回笼工作，在红军各驻地闹市区张贴布告(gao)，设兑换处，用食盐、布匹、米、谷(gu)、香烟等物资(zi)和银圆换回民众手中的“红军票”。

钱希均回忆，“我们(men)要撤走了，但还有部分纸币在老百姓手里未收回，林（伯渠）老和泽民商量，必须兑回这部分纸币，否则红军的声誉要受到影(ying)响。”所以教员(yuan)后来说，长征(zheng)是宣传队，从金(jin)融工作中也可见(jian)一斑。

虽(sui)然大规模发行纸币只有在遵义，但是长征(zheng)沿途也仍(reng)然使(shi)用了一些(xie)纸币。比如现在郴州市汝城县革命历史陈列馆的库(ku)房(fang)里，有62张苏维埃共(gong)和国国家银行的货币。据捐赠人的后人介(jie)绍，那时候红军从我们(men)这里经过(guo)，村民们(men)把那些(xie)米、菜给红军，红军那时怀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宗旨，就把钱给村民了。红军走的时候，可以让群众把苏维埃纸币再换回银元，当时爷爷没有把纸币换回银元，也是以这种(zhong)方式(shi)在默默地支(zhi)持红军。

1935年2月10日出版的《红星报》（红星报是1931年12月11日由总政治部创办，1933年8月起由小平同志(zhi)主编，在红军长征(zheng)中，《红星》报是党中央(yang)、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）就发表了一篇文(wen)章《不要乱用苏维埃国币》 明确强调：“最(zui)近在我们(men)的部队中，有些(xie)同志(zhi)表现着不重视苏维埃国币、乱用苏维埃国币的现象，甚至有请运输(shu)员(yuan)、请向导也用纸币的。这不仅是浪费，而且是脱(tuo)离群众的现象。我们(men)国币应该是有信用的，更是十足兑现的，但我们(men)不一定每到一处都设有兑换处。假使(shi)不设兑换处的地方，也用纸币，必使(shi)群众受到损(sun)失(shi)，而对我们(men)不满，结果(guo)是帮助了敌人。因此，为了争取群众，维护(hu)苏维埃国币的信用，必须反(fan)对浪费，节约(yue)苏维埃国币来买必需的东西。”

遵义之后，就基本(ben)上是运动战了，虽(sui)然二渡赤水后又重新占领了遵义，但是只呆了两三天(tian)。因为老蒋(jiang)大军马(ma)上合围，必须快速转移。所以当时也没有条件发行货币。随后就是三渡、四(si)渡赤水，再之后南渡乌江、佯攻贵阳(yang)，调出滇军后，巧(qiao)渡金(jin)沙江，强渡大渡河，翻过(guo)夹金(jin)山，在川西地区与张国焘(dao)领导的红四(si)方面军会(hui)师。

会(hui)师原本(ben)是好事，但是张国焘(dao)看到了中央(yang)红军的衣衫褴褛后野心膨胀，针对红军往哪(na)里走的问题，和党中央(yang)发生了争执(zhi)，甚至想要分裂党。好在教员(yuan)等人及时克(ke)服(fu)张国焘(dao)阴(yin)谋(mou)分裂所造成的危局，及时北上，抵达甘肃南部。

当时红军行进的方向是陕甘边界，但是具体哪(na)里落脚并(bing)不清楚。9月27日，在甘肃通渭县的榜罗镇修整时，红军从《大公(gong)报》上了解到，陕北有一只红军，还有一片根据地。于是中央(yang)马(ma)上决定，红军长征(zheng)落脚点应放在陕北。

11月，中央(yang)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，当时这是陕甘晋省委所在地。

11月下旬，国家银行改名为“中华苏维埃共(gong)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”，陕甘晋苏维埃银行并(bing)入国家银行西北分行，毛泽民改任国民经济部部长，中央(yang)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兼任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行长，曹菊如任副行长。

当时在西北有三家主要的银行。

一家就是并(bing)入西北分行的陕甘晋苏维埃银行，这个银行之前叫陕北省苏维埃银行。另一家是陕甘苏维埃银行。还有一家是神府特区苏维埃银行。

首先介(jie)绍下陕甘晋苏维埃银行。

就在中央(yang)红军在遵义的1935年1月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正式(shi)成立，其管辖(xia)范围涵盖保安、安塞、延安等16个县级苏维埃政权。

为了统(tong)一辖(xia)区内的财政经济，当年6月，陕北省政府就命令由财政部着手成立财政印刷所，以陕北省苏维埃银行的名义发行钞票。由省财政部长艾楚南兼任银行行长（艾楚南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(guo)财政部的司长）。不过(guo)陕北苏维埃银行当时只铸造了2000余(yu)枚五年制银币和少量铜币，发行了面额1分、2分、5分、1角、2角五种(zhong)纸币，流通范围限于陕北省的中心地带安定、延川、清涧、延长等县的十几万人口中。

当年9月份，成立陕甘晋省委，陕北省苏维埃银行随即(ji)更名为陕甘晋省苏维埃银行，并(bing)于1935年10月迁往安定瓦窑堡，同年11月，并(bing)入中华苏维埃共(gong)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。从1935年9月到11月存续的两个月间，陕甘晋省苏维埃银行在原来陕北省苏维埃银行发行的五种(zhong)纸币基础上只增印了一种(zhong)5角币。

另外一家是陕甘省苏维埃银行，早期(qi)的名字叫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。

1933年三四(si)月份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(yuan)会(hui)成立。但当时农村根据地银洋不多，靠粮食等物物交易，一来不便携带、二来不利计价。1934年2月，陕甘边革命委员(yuan)会(hui)财政委员(yuan)会(hui)成立。

陕甘边区革命委员(yuan)会(hui)财政委员(yuan)会(hui)一经成立即(ji)在南梁油坊（甘肃庆阳(yang)华池县）沟建立了制币厂，准备金(jin)来自没收土(tu)豪地主的白银。由于缺乏设备和纸张，印刷货币条件受到限制。工人们(men)用粗老白布代替(ti)纸张，用木刻雕版、手工印刷代替(ti)机器印刷，印后再用桐(tong)油处理等简(jian)陋办法，在很短时间内，印刷出了质地硬(ying)脆(cui)、形(xing)同油布的货币，这就是陕甘边区银行最(zui)早的货币——“油布币”。

“油布币”长14.1厘米，宽6.7厘米，大小和第五套人民币的10元纸币差(cha)不多。“油布币”正面上端框(kuang)内从右至左印有“全世界无产(chan)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(lian)合起来”17个字，下端框(kuang)中印有“陕甘边区革命委员(yuan)会(hui)财政委员(yuan)会(hui)发行”字样，两边印有“提高(gao)工农生活”“随时兑换现金(jin)”字样。票面主图为三个五角星，正中大五角星内绘镰刀锤头图案。在正中盖陕甘边区银行印，两边竖写(xie)面值(zhi)，面值(zhi)下面各盖正副行长印章。

“油布币”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发行的第一种(zhong)货币，属兑换券性质，规定每10角兑换大洋一块，发行了1角、2角、5角和1元四(si)种(zhong)面额。

“油布币”最(zui)初发行流通时并(bing)不是很顺利。为了活跃经济和商品贸(mao)易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后，恢复和新开(kai)设了荔园堡和白马(ma)庙两个集市。由于国民党发行钞票毫无信用、不断贬值(zhi)，群众对非金(jin)银的货币普遍不信任。开(kai)始时，群众在集市交易中并(bing)不主动兑换印制简(jian)单的“油布币”，只是迟疑观望，做生意的商贩也不敢用。为此，苏区政府安排工作人员(yuan)在集市上专门用“油布币”购买物品，同时货币兑换所人员(yuan)每逢集日在荔园堡集市设立兑换处，凡持有“油布币”的商贩要求来兑换银元，当场(chang)即(ji)行兑换。时间一长，“油布币”逐渐(jian)在集市上推广开(kai)来，从而在边区流通起来。“油布币”存续流通了大约(yue)半年左右，后因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成立，“油布币”逐渐(jian)被“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”取代。

1934年11月，中共(gong)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(yuan)会(hui)在南梁荔园堡召开(kai)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(hui)，选举产(chan)生了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府(亦称南梁政府)、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(yuan)会(hui)和赤卫军总指挥部，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，刘(liu)志(zhi)丹任军委主席。

在习仲勋等人的领导下，苏区政府提出和实行了“陕甘边苏区十大政策”，包括土(tu)地政策、粮食政策、军事政策等等。其中提到成立边区政府银行，发行“苏票”；设立集市，开(kai)展(zhan)贸(mao)易；党政军干部和部队战士的生活、办公(gong)费用由财政委员(yuan)会(hui)统(tong)一筹(chou)措、分配，官兵一致(zhi)，不分等级。除实物外，个人津贴、办公(gong)费用一律发“苏票”。

1934年11月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银行成立，发行新的苏区货币——“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”，简(jian)称“农民券”，同时停止发行“油布币”。“农民券”是陕甘边区政府发行的第二种(zhong)货币。农民合作银行承担起了对外发布财政金(jin)融政策、发行边区政府货币、办理兑换业务等职(zhi)责，管辖(xia)造币厂和苏币兑换处。为驱逐国民党伪币，占领根据地的货币市场(chang)，先后起草了《统(tong)一苏区货币及其办法》和《发行纸币、铸造辅币的报告(gao)》

“农民券”以银元为本(ben)位(wei)，属于兑换券性质，发行面值(zhi)有1角、2角、5角、1元四(si)种(zhong)，银行规定每10角农民券兑换1元银元。“农民券”的发行流通建立在“油布币”良好信誉上，群众对苏区政权的货币都很信任和认(ren)可，因此流通比较顺利，“农民券”流通的时间从1934年11月银行成立开(kai)始至1935年4月苏维埃政府撤离南梁地区。

受印制设备条件所限，“农民券”亦是布质，用雕版印刷之后，涂上桐(tong)油晾干使(shi)用。为区别于“油布币”，票形(xing)改为竖式(shi)，高(gao)12.8厘米，宽7.5厘米。正面以松叶(ye)为底纹图案，上端从右至左书写(xie)“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”，印“兑换券”和“每十角兑换大洋壹元”，还有“苏区一律适(shi)用”和“中华苏维埃共(gong)和国五年制”字样，票面中央(yang)为大写(xie)的面值(zhi)，下方绘有镰刀锤头图案，两边印财经委员(yuan)会(hui)印章，背面只有方印。

1935年4月，国民党政府调集陕、甘、宁、豫、晋、绥6省7个师计5万多兵力，向陕甘边区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“围剿”，企图将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中。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随即(ji)撤离南梁地区，迁至甘泉(quan)下寺湾（延安甘泉(quan)县），停发“农民券”，并(bing)把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改称为“陕甘省苏维埃银行”，开(kai)始印发“银币券”纸币、布币和“铜币券”纸币。“银币券”发行过(guo)1角、5角、1元三种(zhong)面额；“铜币券”发行过(guo)20枚一种(zhong)。“银币券”正面上方为“陕甘省苏维埃银行”的行名，中央(yang)为镰刀锤头图案，正下方还印有“中华苏维埃共(gong)和国五年印制”，背面印有“凭票即(ji)付”和“中华苏维埃共(gong)和国五年印制”文(wen)字。

1935年11月，中华苏维埃共(gong)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印制发行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币后，陕甘省苏维埃银行的“银币券”和“铜币券”便停止发行使(shi)用。

还有一家是神府特区抗日人民委员(yuan)会(hui)银行（后更名为：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银行）。

神府革命根据地位(wei)于陕西北部，以神木为中心，包括府谷(gu)、佳县、榆林部分地区，面积4000多平方公(gong)里，人口有14万人，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。1934年9月18日，神木县革命委员(yuan)会(hui)成立，随着红军武装斗争的胜利，党、政、军领导机构的建立和健全，神木、府谷(gu)红色区域不断巩固和扩大，神木府谷(gu)革命根据地基本(ben)形(xing)成。1935年10月，中共(gong)中央(yang)到达陕北后，为加强领导决定将神木府谷(gu)革命根据地改为神府特区直属中央(yang)领导。

1936年4月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(yuan)会(hui)成立，乔钟灵为主席。为改善人民群众贫困(kun)生活，活跃集市商贸(mao)、便利交易，1936年春，中共(gong)神府特委决定成立“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(yuan)会(hui)银行”，财政部部长高(gao)振业兼任银行经理。同年在特区辖(xia)区内发行“流通纸券”辅币，有纸质、布质2种(zhong)。纸质券又分面额5分、1角、5角、1元4种(zhong)；布质券有1角1种(zhong)。1937年1月，神府特区抗日革命委员(yuan)会(hui)改为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，银行随之更名为“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银行”，高(gao)振业仍(reng)被选为财政部部长兼银行行长。在高(gao)振业主持下，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印刷发行了5万多元钞票在市场(chang)上流通，又在贺(he)家川村周边组建了民众合作社和纺织(zhi)工厂。这些(xie)措施对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起了一定作用，使(shi)苏区的经济困(kun)难得到很大改善。

4月，银行宣告(gao)撤销，流通纸券亦随之停止发行流通。为避免给广大群众造成损(sun)失(shi)，银行以物资(zi)和银元兑换回群众手中的流通券。

1937年10月，为适(shi)应抗日民族统(tong)一战线新的形(xing)势(shi)需要，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为陕甘宁边区银行，“国家银行”名称正式(shi)结束。

为了加强抗日民族统(tong)一战线，原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兼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行长林伯渠，作为同盟会(hui)的元老级人物，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。而副行长曹菊如则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。那曹菊如在行长任上做了哪(na)些(xie)事情？边区银行在边区经济发展(zhan)建设中发挥了哪(na)些(xie)作用？为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，在陕西、山西、河北、山东等地出现了多少家银行，做出了多少贡献？下期(qi)我们(men)就聊聊抗战时期(qi)的敌后金(jin)融工作。